长征打阎逼近太原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时陕甘苏区只有40余万人口，土地贫瘠，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月，几无余粮，难以供养较多部队。红军如向南面相对富庶的关中平原发展，又势必同东北军、西北军发生冲突。于是，红军为扩大抗日宣传和解决给养，提出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两大任务。刚到达陕北的红军，休整之后又必须向外出征。
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黄河以东的山西和绥远省。当时山西民间财力物力较为丰厚，阎锡山号称有10万晋绥军，但兵力不集中，也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东征出发时，毛泽东亲自率部队前往，周恩来则在陕北留守。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突破了晋绥军的黄河防线，高举着抗日红军的旗帜进入山西。红军经石楼、关上村、兑九峪等战斗连续打退晋绥军反击，随后以少数兵力钳制其主力，以红一、十五军团主力分南北两线展开，占领了晋南和晋西的广大地区。红十五军团甚至打到了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省城内一时可闻炮声。
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阎锡山情急之下，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得此良机，当即派出十个师，由商震、汤恩伯率领分两路进入山西。见原定经营山西并寻机进军河北的战略设想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力量并利用蒋、阎矛盾，中央决定“逼蒋抗日、回师西渡”，于5月初将东征红军全部撤离山西。此时东征山西，红军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收获也颇为可观。
“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阎锡山擅长投机和利用矛盾。他在红军东征时请来蒋介石的救兵，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中央军迟迟赖在山西不走，一时成了阎锡山面临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此时，日本侵略者又软硬兼施，一面极力拉阎锡山当汉奸，一面又扬言出兵外蒙须借道绥远，公开以武力相威胁。夹在蒋介石、日本人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中间，阎锡山感到四面楚歌，自认为有如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既不可失神掉下，又踩碎哪一颗也不行!
在阎锡山三面为难时，中共中央及时向其开展了工作，向北方党组织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实力派人物，“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毛泽东还派彭雪枫秘密去太原见阎锡山，双方虽然没有完全议定合作事宜，却停止了战事。
阎锡山请来薄一波“共策保晋大业”
1936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化装从陕北秘密到达天津。他发现党组织大都遭破坏，干部奇缺。他探知北平草岚子监狱中还押有大批党员，于是便通过关系将他们营救出狱。
当时阎锡山派人到北平请山西著名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早在十年前就曾两次遭到阎锡山通缉，起初明确表示不愿回去。
刘少奇得知此事后，马上提出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并以此在戴“山西帽子”的掩护下，同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并发展共产党的力量。
坚持“存在高于一切”的阎锡山同共产党接触后，隐蔽在山西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经阎锡山同意，1936年9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宣布成立。11月间，薄一波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山西，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同阎锡山谈妥了合作抗日条件。
随后，薄一波主持了“牺盟会”工作，虽然阎锡山在名义上任会长，但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已大体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所主持。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余万人，遍布山西城乡，这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出师山西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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